故事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战乱不断。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想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天下。其中,实力居首且国力蒸蒸日上的秦国始终虎视眈眈,想着东出函谷关消灭六国。而七雄之中实力最弱的韩国就位于秦国的东邻,虽然当时韩军战斗力较强,有“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但在强秦持续进攻下,韩国被步步蚕食。
公元前246年,韩国已经到了孱弱不堪的地步,随时都有可能被秦吞并。面对强敌兵临城下,即将亡国的韩桓惠王想出了一条“疲秦”策略,即派出著名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为间谍,去说服秦国兴修水利——在泾水和洛水之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表面上说是帮助秦国发展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让其没有多余的力量发动对外兼并战争。在韩国看来,这是危难之际救亡图存的“好办法”。在当时,各国没有常备军队,全民皆兵,而修建大型灌溉水渠工程要动用几十万的青壮年劳力,耗费大量物力和财力,那么对外用兵将变得有心无力,必然会影响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韩国也想借此多苟延残喘一些时日。
在当时,百家争鸣,思想非常开明。各国才俊到异国献计得到重用的游士制度较为普遍,而各国将水利作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已经产生。对于秦国而言,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很需要多开发关中的荒芜田地,以提高粮食产量。兴修水利有助于荒芜田地的开垦及灌溉,粮食产量增加,人口才能提高,兵源才能源源不断得到补充。因此,兴修水利无疑是固本培元、兼并六国的重大战略举措。当时秦国虽在巴蜀有了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但在关中平原还没有大型水利工程,所以韩国认为这一计策最有可能被秦采纳。
肩负拯救韩国命运的郑国,到了秦国咸阳宫以后,面见主政者吕不韦,提出了修渠建议。当时秦王政年仅13岁,尚未亲政,国家大权由相国吕不韦把持。商人出身而并非秦人的吕不韦一直希望做几件大事来彰显其治国才能,巩固政治地位,他急于建功立业的想法与郑国的建议不谋而合,于是组织民力开始修建灌溉水渠。
先秦时代,泾河与渭河经常泛滥,给关中带来大量肥沃的土地,但由于关中平原干旱时有发生,上好的土地得不到充分开发,而郑国提出的引泾河水浇灌关中的建议正是秦国向往已久的事情。郑国设计的引泾水灌溉工程充分利用了关中平原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地形特点,使渠水由高向低实现自流灌溉。为保证灌溉用水源,郑国渠采用独特的“横绝”技术,通过拦堵沿途的清峪河、蚀峪河等,让河水流入水渠中。
然而,就在水渠修建一半之际,意外出现了:秦国识破修渠原来是拖垮国力的一个阴谋,郑国面临着生命危险。这一事件引发了更大危机,当时秦王已亲政,吕不韦不再掌握实权。秦国贵族势力借这一事件向秦王建议驱逐外国人,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规劝秦王善用人才。秦王政是一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同时秦国的水工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权衡利弊后,最后得出结论:水渠建成后对于开发关中农业的好处远大于修建水利工程耗费国力的损失。于是,秦王收回驱逐侨民的决定,继续令郑国修建水渠。
公元前236年,秦国耗费了十年时间,终于修建成了郑国渠。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渠成,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据估算,郑国渠修建成功以后,周围4万多顷荒地得到了改良灌溉,使得关中粮食亩产提高了6倍,自此关中地区再无饥荒出现,秦国的府库存粮自然也是成倍增长,足以长期供养秦国百万大军对外征伐,展开统一大战。
于是乎,世人看到了一个新的秦国,郑国渠和都江堰(秦国人李冰于公元前256年负责在四川灌县修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如同张开的两翼,东方六国都处在其阴影之下。对此时的秦国来说,疲秦之计变成强秦之策,秦灭六国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公元前230年,秦军直指韩国,一举攻克韩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俘获韩王安,继而占领韩国全境,韩国灭亡。郑国渠建成15年后,秦灭六国,实现了天下大一统。
启示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这是汉朝贾谊所著的《过秦论》中描述秦王政功绩的话。对比自秦孝公以来的六位秦国君王,虽也有东出一统之志,但所展开的对外征伐均只能局限于步步蚕食的策略,有时候还会因六国合纵而丢失掉以前费尽心力得到的土地。即便是秦昭襄王时期,在长平之战中重创赵国,但秦国自身损耗巨大,战争后期兵源与粮食耗尽,无力一举攻破邯郸,灭国大战始终难以出现。秦王政明白了这一点——磨刀不误砍柴工,抓住了核心关键,提高粮食产量才是完成灭六国的根本。这虽然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大工程,伴随着一定风险,但长线投入所带来的回报要远远大于步步蚕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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